中国人生死企盼具有伦理化的特征,其核心观念是孝道

2022-02-26 13:29:00
admin6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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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作为生命的中止,首先显现为病理或生理的现象;但作为人的死亡而言,突出的则是其文化意蕴。传统中国人对待死亡,首先凸显的并非它的自然性,而是其伦理性。大多数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、规定、显扬死亡的意义与价值,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死企盼散发着浓厚的伦理气息。
从文化的根源上而言,这样一种生死企盼来自《孝经》:
子日:“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复坐,吾语汝。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;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。夫孝,始于事亲,忠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”
子日:“孝子之事亲也,居则致其敬,养则致其乐,病则致其忧,丧则致其哀,祭则致其严,五者备矣,然后能事亲。”
《孝经》借孔夫子之口,把“孝”抬高到道德之本、政教之基的高度,并且具体规定了“孝”道对人之生与人之终的道德要求。这样一种规定,对中国民众的生死企盼烙下了永久的印鉴。
中国人生死企盼伦理化表现之一在于,历代贤挥无不鼓励人们应该且必须为道德的价值而勇于赴死。
子曰: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,自然完具无欠阙。须尽得这道理无欠例,到那死时,乃是生理已尽,安于死而无愧。(《朱子语类》)
“仁”既是天地之本质“生生之道”的表现,又是人伦道德之“总名”,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忠、孝、义、悌、信、礼、诚等伦理与道德的规范。既然人是天地“好生之德”的产物,是“仁”这一天地本质的外化,那么,人们当然要把它置于生命的价值之上,为了它的完整和显现勇于奉献出自我的生命。这就从生命本源的角度证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至上性,尤其是它要高于个人的生命存亡。招灾惹祸、过分的贪欲、进谗言而致死等等状况都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必须避免的。但假如一个人行诚孝、履仁义,为家为国而捐躯,则死得其所,这是人之生命的不可“惜”之处。这些论述皆是立于一个价值比较的立场,把人之死与伦理道德的规范进行对比,并引申出伦理道德至上、超过生命价值的结论。这种观念经过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民间贤哲广泛深入持久地阐扬,业已积淀为中国人比较稳定的心理意识,从而形成了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的特征。
中国人生死企盼伦理化的表现之二是:个人生命的非个我化,换言之,个人生死的家庭家族化。在普通中国百姓的一生中,正规的来自官方、意识形态和贤哲的有关死亡的教育不外乎是“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如鸿毛”的死亡价值论。而在家庭内部有关死亡的教海则比较复杂一些:个人的生命源自祖宗父母,故而必须为“光宗耀祖”而“生”而“死”;个人之生命是家族生命的延续,所以自我生命的重要责任在“传宗接代”,人生中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;个人生死的超越就在于把自我生命汇入家族之大生命之中,因此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安葬先人,并虔诚守时地按规矩“祭祀”,以显示出家族生命的兴盛与永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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